50岁再出发罗振宇的下一个二十年大事

　　2023年12月31日20时30分，罗振宇2024“时间的朋友”跨年演讲在深圳如约举行。这是“时间的朋友”跨年演讲举行的第九年，主题是“是什么让我眼前一亮”。

　　“乐观者不是相信永远阳光明媚，而是在听到预报后立即去找伞”；“破卷的方法千万种，归根到底就一条，各做各的卷子”

　　一如既往，罗振宇演讲现场金句频出。“时间的朋友”跨年演讲诞生于2015年12月31日，是国内首个知识文化类跨年节目。

　　从2012年起，罗振宇就坚持每天发布一段60秒时长的语音，他当时表示这件事要做10年，2022年的12月21日，他完成了自己立下的十年目标；2015年，罗振宇曾发下宏愿，要持续办20年的跨年演讲，这个目标还有11年才完成，罗振宇又发下新的宏愿准备押上20年，做名叫《文明》的长视频。

　　“押上后半辈子做的项目，名叫《文明》。”罗振宇说，“这个新节目，不变的是形式，每周一期，一期1个小时。变的是内容，我这回不是天上一嘴，地下一嘴，古代一嘴，现代一嘴了。我每一期讲什么呢？我就专心一件事，每一期讲历史上的一年。第一期我从公元1000年开始，第二期讲公元1001年，然后1002年，1003年，1004年我们算过了，未来六年，咱们都在宋朝。第七年、第八年，我们穿越元朝。紧接着，就进入明朝、清朝。一直讲到公元1912年。这一期工程讲完，一共得913期。按这个节奏干完，我就70（岁）了。”

　　20年的《文明》项目，是罗振宇为自己立下的第三面长期“旗帜”。罗振宇表示，《文明》不是历史科普，也不是通俗讲史，而是带着当代人的视角和困境对话中华文明。通过探索中华文明次第花开的过程，回答今天中国人灵魂深处“我是谁”“我从何处来”“我将向何处去”的困惑。

　　为什么重新回来做长视频？演讲结束后，罗振宇在接受包括《每日经济新闻》记者在内的媒体群访时说：“50岁了，跟着时代跑动的能力不可逆转地下降，所以找到一个赛道，持续干下去。”平时也研究短视频的罗振宇表示，“长、短视频不矛盾，就看你是否有作品把每个人心中的价值呼喊出来”。

　　这句话，我自己也听了好多遍。但是今年某个时刻，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我虎躯一震，大腿一拍，这句线年吗？

　　如果我觉得你是为了听我指点江山、输出评论那确实是我出了问题，回去该挂号挂号，该吃药吃药。

　　话说，电视系的一位同学，有一次要交一份电视纪录片的作业。但是他拖到最后一天下午，什么也没干。要知道，做一条片子，要拍，要写，要编，工作量很大的。

　　最后一天下午，他借了摄像机，打开镜头盖，开机，拖着摄像机在学校的草丛里、树荫下走了一圈。也没有编辑，原始素材一刀没剪，就把这条片子交上去了。

　　据说，这份作业得到了老师疯狂的表扬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给这条片子取了一个名字

　　它告诉我，虽然世界还是那个世界，但只要肯换角度，哪怕只是镜头的位置稍微低一点，总能发现一些惊喜。

　　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对你非常有用的事情，但它们藏在各个角落里，不作声，也没有流量。你也需要有人换个“狗眼看世界”的视角，帮你找到它们。

　　因为人间不过就是那些难题，每个难题都绝不止一个答案，而那些真正有趣的答案，往往在你视野之外。

　　他说：“卷得要死啊！不仅现在卷，长期会更卷。你想，随着人口出生率的变化，30年后，即使我们什么都做好了，我的目标消费人群依然会少一半。年轻人少了，我的用工成本也会变得非常贵。总之，干我们这行很难。”

　　他说：“就地搞研发啊。”今年他就很努力地在做一件事：不是说未来人工很贵吗？那能不能研发一种“店型”：一家茶饮店，只用一个人当班，就能运行？

　　林森说，能不能先把跟顾客介绍产品、收银的那个岗位砍掉呢？如果觉得产品很复杂、跟顾客说不清楚，能不能只做一款产品？“产品是少了，但是顾客选择也变简单了呀，而我就省下了一个导购兼收银的岗位啊。”

　　比如，店里只有一个人了，这个人可不能背对着顾客，所以，就要把后面吧台上的所有设备，全部集成到前面的操作台上，要把动作集中到一个人的臂展长度之内。这就得一大轮研发。

　　一个人的店面会不会显得单调、冷清？他们重新设计了店面的装修，海报里突出夸张的表情和笑脸，热热闹闹的，一个人也能很精彩。

　　林森做了很多试验，结论是可以。他目前的103家店里已经有48家店完全实现了一人打理模式。其中有一家店，虽然一个月营收只有3万块，但是居然还能有1万块的利润。

　　乐观者是傻呵呵地相信永远阳光明媚吗？不是。他们是如果预感要下雨，二话不说，先去把雨伞准备好而已。

　　前两个月，我和李翔老师聊天。我就问他：“最近你参加各种饭局，关于未来，大家是悲观情绪多，还是乐观情绪多啊？”

　　不管什么时候来深圳，到处都热气腾腾，到处都充满活力。小哥哥二话不说，凑在一起就谈业务；小姐姐一言不合，打开电脑就做PPT。这么密集的奋斗者人群，放眼整个世界，也只能在深圳看到。

　　为什么这么说？我和深圳人聊得越多，就知道了，深圳人其实各有各的梦想，但是要么太忙、要么跟你不熟，可能是觉得只说“搞钱”两个字，比较能听得懂。

　　更重要的是：“搞钱”是一种行动。全国好像只有深圳人，愿意用这个人人都能听得懂的行动来当自己的标签。

　　如果最近四五年，你没有来过深圳，我强烈建议你找机会来一趟。你不仅会看到一个热火朝天的深圳，你也会因此反观自己，看到自己生命中那个热火朝天的部分。

　　一些学校出于安全考虑，规定学生“下课不能去操场”，“除非上厕所，课间不能出教室”，“不许上下楼、不许玩耍”。大家都在讨论，这可不是个办法，怎么才能把课间10分钟还给学生？

　　哎，今年我就听到了一个新答案，来自于李希贵校长。现在他已经从北京十一学校退休，是北京第一实验学校的校长了。

　　那你猜，李希贵校长会怎么做？会保证这10分钟？会延长这10分钟？不，他反其道而行之，在第一实验学校把10分钟压缩成了5分钟。

　　听说了这项变革的人，第一反应都是：5分钟？学生上厕所的时间都不够啊。你要是这么反驳，那李希贵校长就会问：学生为什么要集中在课间上厕所呢？为什么不能随时想上就上呢？

　　根据他的理念，学校是社会生活的浓缩和预演。在工业社会，确实要准点上班、准时吃饭、甚至规定时间上厕所。但在未来的知识经济时代，大部分人的工作节奏都可以自主规划、自主安排。工作单位即使再忙，也不会规定员工统一上厕所的时间吧？

　　现在好了，老师必须顾及到有孩子需要上厕所，所以课堂上集中讲授的时段就不会超过15分钟。老师得讲一会儿，让大伙讨论一会儿。

　　他们甚至把传统教室的空间设计也变革了，根据学习任务的不同，一节课期间学生分布在不同的空间里，各有各的学习方式，不是传统的排排坐，跟老师大眼瞪小眼。

　　那你想，学生上厕所，不是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心理压力就没那么大，想去就去，课堂的节奏也就变得有张有驰。

　　在第一实验学校，实行的是走班制，跟大学一样，学生没有固定的教室，而要根据课程表，在不同的课堂中间转换。课间5分钟只够学生从一个课堂跑到另一个课堂。所以，下课铃一响，学生站起身来就得走。老师想拖堂也没了理由。

　　还记得我们小时候，上课一开始，有“起立”“老师好”“同学们好，请坐”那套仪式。现在因为课间只有5分钟，学生从校园不同的地方汇聚过来，进门时间有早有晚，老师也没法怪他们，所以仪式也只好取消。

　　李希贵校长的回答很简单，你在工作单位尊敬领导，需要见面“领导好”“同事好，请坐”这套仪式吗？如果真实社会不需要，学校也就不需要。尊重老师，不靠这个。你看，师生关系发生了改变。

　　每个课间省了5分。